又过了几日，梁山这里放归的官兵俘虏，携着战死同袍的骨灰陶罐，狼狈地返回东京城时，高俅听闻俘虏们有说韩滔已经降的，有说呼延灼三人都已经降的，顿时大怒。

但怒归怒，他还真没有办法因此整治呼延灼并彭玘的家人，所以就如同一开始的那样，高俅仍旧将兵败的罪过都推到了韩滔的头上。

高俅第一次出兵，那时枢密院还十分配合，也有人肯推荐如呼延灼这样的掌领一州兵马的军官将领，朝廷上下，都以为梁山泊不过是芥藓之疾，天兵推临之日，还不是手到擒来，片刻化为齑粉？

哪知高俅看重的呼延灼兵败，将内地州县唯一一支具装骑兵丢在了梁山泊，京师官员不但不配合高俅，仍旧不重视梁山泊，反而纷纷嘲笑起了高俅。

高俅那里，又找不到合适的领兵将领人选，有官员甚至给他出主意，不如诏安，高俅气得大怒，依旧无可奈何。

故而王伦和许贯忠等人，战后分析推测时，都说朝廷那里，或者说高俅那里，年前大约是不会有什么动静了。

简单来说，本朝的文官集团们，仍旧延续了宋仁宗“庆历党争”的惯性思维，似高俅这样的佞臣，本就不属于文官一伙的。

高俅站在皇权一侧，而文官们站在相权一侧，双方本就是互相看不顺眼，只是高俅圣眷不减，文官们不敢明面上反对，但是添添堵那就是很乐意的。

在这种“文官党”与“佞臣党”的相权、皇权对立斗争中，剿匪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不能让高俅借着剿匪的名义，使得皇权获得更多的军事权力。

许贯忠听到王伦说“与我等所料不差”，也笑着说：“这高俅给皇帝当狗，也确实难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