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里，鹿宪州的伤势痊愈，身体愈发壮硕。随着追捕的风声逐渐平息，他无法再忍受一年来东躲西藏、无所事事的痛苦和愤怒。他深知自己是死刑犯，一旦被捕必将面临死亡；他也明白自己的生命旅程注定与偷、抢、杀等罪恶紧密相连。与其苟延残喘，他决定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认为这是他“生存的必要”。

为了所谓的“生存必要”，鹿宪州开始策划新的罪恶抢劫计划。而要实施抢劫，首要之事就是获取武器和凶器。1995年10月，化名为李建生的鹿宪州独自前往东北黑河。在火车上，他结识了黑河市的无业游民张建国，通过张建国的牵线，在边境地区找到了从事边贸生意的蔺刚，从而购买到了两支小口径运动手枪和100多发子弹。在这场肮脏的非法武器交易中，张建国和蔺刚非法获利1.5万元。

鹿宪州曾在一次抢劫中，深感小口径手枪火力不足，保险系数不大。于是，当年 12 月中旬，他决定再次铤而走险，前往广西边境购买军用枪支。

12 月 16 日，在凭祥市弄绕市场，鹿宪州偶然结识了崇左县新和华侨农场通康分场工人农之宝。鹿宪州以重金为诱饵，让农之宝为他购买手枪。利欲熏心的农之宝果然没有辜负鹿宪州的期望，他利用自己是边民、持有“边境证”的有利条件，当天下午便越境到越南同登，找到生意人阿帝等人，为鹿宪州购买了一支东欧产的微型冲锋枪、一支军用手枪和 100 余发子弹。鹿宪州在支付了 1 万元后，又额外酬谢农之宝现金 1.5 万元。

小主，

农之宝对鹿宪州的慷慨感激涕零。几天之后，他又委托甘伯平为鹿宪州购买了两支军用手枪和数十发子弹。

鹿宪州拥有了武器，又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准备，这个蛰伏已久的凶恶歹徒瞪着血红的眼睛，开始寻找目标，准备实施他凶残而冒险的抢劫计划。

1995 年 12 月 13 日，这是一个冷到连水滴都能瞬间凝结成冰的冬日，天空阴沉沉的，零星的小雪花不时飘落，给这个古老的城市蒙上了一层灰暗、凄冷的色调。

上午 10 点半，北京金冠制衣有限公司的出纳员刘瑞婷已经准备好出门了。她把办公室收拾得干净整洁，然后转头对后勤部经理唐庆利说：“老唐，你现在有空吗？我昨天和信用社约好了要去取款，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刘瑞婷是一个清秀文静的女子，虽然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感觉。她从事财会工作已经有十四五年了，业务熟练，责任心强，在公司深受同事们的好评。

唐庆利看到刘会计已经上班好一会儿了，还把办公室整理得井井有条，心里十分感动。正好上午也没有其他安排，他就爽快地答应了：“好吧，我和你去。”

唐庆利开着他那辆墨绿色的切诺基，载着刘瑞婷，一路驶向红星城市信用社。五六分钟后，他们就到了信用社所在的汇园公寓。

刘瑞婷和这里的每个营业员都很熟悉，她笑嘻嘻地和营业员孔香春打了个招呼，然后从提包里掏出三张支票递给了她。

孔香春的丈夫许学同也是刘瑞婷他们公司的人，所以刘、孔二人平时往来比较多。小孔瞥了一眼支票，每张上面都写着提取款额 5 万元的数字，她说：“二姐，把你的名章给我。”

刘瑞婷从蓝色尼龙坤包里掏出名章递给小孔，小孔接过来，在支票上按了一下，然后就到后台去了。不一会儿，她走出来对刘瑞婷说：“二姐，你们到三号窗口取款。”

刘瑞婷应了一声，就和老唐一起走向西侧的三号窗口。和往常一样，刘瑞婷把点好的百元大钞一捆捆码好，把其中的 10 万元用尼龙绳捆成一捆，5 万元捆成一匝，然后放在蓝色尼龙绸包中。

她向信用社的营业员道了谢，就和老唐一起往外走。这时，老唐习惯性地看了一下表，正好 11 点整。

老唐走在前面，用遥控器打开了车门，刘瑞婷站在他右侧副驾驶座的车门外，正准备上车。就在唐庆利要拉开车门上车的一刹那，一支黑洞洞的枪口突然对准了他的脑袋。

一个身穿深灰色皮夹克，头部用紫红色头罩裹得严严实实的歹徒厉声喝道：“不许动！把钱交出来！”

唐庆利浑身猛地打了一个激灵，他本能地用手护着头，两眼的余光瞥见刘瑞婷已经拉开车门趴在副座位置上了。

唐庆利随手“砰”地关上车门，顺势蹲在地上，大声喊道：“来人啊，抢钱了！”

没喊几声，唐就听到副驾驶座那边传来“砰砰”两声闷响，随后出现了有人奔跑的脚步声。唐站起来一看，刘瑞婷仰面朝天倒在右驾驶座上，鲜血溅满了车座，她手上装有15万元现金的尼龙包不见了。

那边歹徒已经窜上一辆深灰色大宇轿车，动作娴熟地向后倒了一下车，然后猛地加油，向西开去，一眨眼功夫便消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

歹徒心狠手辣，动作麻利，整个抢劫过程不到三分钟。在这起抢劫案中，女会计刘瑞婷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亡，15万元巨款被劫。从罪犯的作案速度和熟练程度来看，这是一起经过精心准备的抢劫杀人案。

就在首都警方全力以赴侦破“12.13”这起震惊京城的大案时，1996年2月8日，在首都北京再次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抢劫大案。

还有几天就是春节了，北京街头人群熙攘，一片喧闹，洋溢着春节临近时都市那惯有的喜庆欢乐气氛。

在距亚运村不远的工商银行甘水桥分理处附近的便道上，有一辆深蓝色的大宇轿车已经连续两天停在这里。

车门紧闭，透过贴着厚厚遮阳膜的车窗，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紧盯着进出分理处的每一个存款取款人员。

2月8日上午9时50分，甘水桥分理处工作人员王永革、马丙年、袁世金等人像往常一样押送一笔巨款去银行，王永革和马丙年一人提着一只黑色密码箱，呈一字队形走向停在门口的运钞车。

他们没有注意到，此时此刻，就在离他们不到百米之距的地方停着的那辆蓝色的大宇车，车厢里还是那双阴沉的眼睛，闪现着贪婪的火焰。

穿着深蓝色经警制服、不失威武的保安员趋步上前，拉开运钞车车门，做出一个请王永革他们上车的姿势。

正在这时，近在咫尺的大宇车车门突然打开，窜下来一个头套深色头罩的歹徒，一个箭步就冲到运钞车前，端着微型冲锋枪低声喝道：“不许动，把密码箱放在地上！”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王永革愣了一下神，随手把装满钞票的铁箱扔往敞开着车门的运钞车上，歹徒见状，恼怒地扣动了扳机，王永革大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

凶恶的歹徒随即窜过来抢夺马丙年手中的密码箱，视国家财产如生命的马丙年死死抓住不放，歹徒不由分说，残忍地朝马、袁二人开了枪，两人中弹倒下了。

歹徒趁机飞快地提起两只密码箱，扔到大宇车后座上，接着十分敏捷地钻进车内，发动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在这场血腥的抢劫中，优秀金融干部马丙年被当场打死，王永革、袁世金身负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后来王永革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而死亡。116.74万元巨款被歹徒劫走。

接到报案后，市公安局刑侦处、朝阳公安分局刑警迅速赶到现场。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阮增义亲临现场，指挥勘查追捕案犯，并责成刑侦处、经保处和朝阳分局共同组成专案组负责破案。

1996年3月9日，在朝阳区安贞西里**号楼下，发现被劫匪抛弃的深蓝色大宇车。专案组侦查员在车内提取到两只被撬开的密码箱，以及案犯作案时蒙面用的两只羊毛衫袖筒。

经过调查，这辆属于运达国际贸易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的蓝色大宇轿车，是2月6日在二七剧场附近楼区被盗窃的。

现场访问，目击群众反映：劫匪身高170厘米左右，30多岁，体态中等，讲普通话。

“2.8”劫案的发生，犹如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京城，也给即将到来的春节蒙上了一层阴影。“银行被抢”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震惊之余，纷纷猜测着案件的始末……

“2.8”专案组的侦查员们日夜奋战，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破获这起已经成为心腹之患的案件。

然而，正当他们全力侦查之际，6 月 3 日，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再次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件。

这天早晨 8 时零 5 分，海淀区北下关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李某，驾驶一辆黄色夏利车从知春里建行取款返回。汽车刚驶出 50 多米，突然，一辆黑色公爵王轿车从斜刺里冲了出来，随即从车里跳下一个蒙面歹徒，手持微型冲锋枪指着李某的脑袋，厉声喝道：“把车钥匙给我，把车钥匙给我！”

李某没有理睬他，这时正好有一个保安员走过来，李某某眼疾手快，拔下车钥匙就扔给这个保安，没想到一下子被歹徒接住了。

歹徒大怒，挥动手中的冲锋枪大叫：“快下车，不然我开枪了。”旁边的保安一看歹徒手中有枪，顿时四散逃命。李某也无奈地下了车，歹徒不再理他，快步走到李某的夏利车后，用钥匙打开后备箱，将刚刚装上车的内有 67 万元巨款的两只铁皮提款箱提下车来，一溜小跑奔向停在一侧的公爵王轿车上。然后迅速启动向南开去，整个过程不超过 5 分钟时间。

李某随即打开手机报了警。案发后不到 10 分钟，海淀分局和刑警大队领导先后赶到现场。随后市局刑侦处、大案队和张良基局长、阮增义副局长也先后赶到现场。

张局长指挥现场勘查，并立即成立由刑侦处和海淀分局侦查员组成的“6.3”专案组。现场勘查访问，组织全市查控堵截可疑车辆的工作同时进行。

据李某和目击者提供的情况，蒙面劫匪操北京口音，30 岁上下，身高 1.70 米左右，体态中等。逃跑时戴深色头套。

9 点 10 分，在海淀区红砖村一居民家墙外，发现被蒙面人抛弃的黑色公爵王轿车。侦查员在车内发现了被抢的两个提款箱，箱锁已被撬开，里面的巨款被洗劫一空。

蒙面劫匪驾驶的黑色公爵王轿车，车源很快被查清：这辆车是北京凡特金融机具技术开发中心的。1995 年 5 月 16 日晚上，该车驾驶员开车回家停放在楼下，第二天早起上班时发现汽车被盗，当日向海淀分局报案。

车内座位上发现一个按摩器，经过访查，原车车主辨认后说：不是他的。对侦查员来说，这确是值得一查的线索。

案犯作案使用的军车牌也有了着落，是某部政治部文化供应站微型面包车的车牌。这副车牌于 1995 年 6 月 10 日，在朝阳区安慧北里三区被盗走。根据案发中心现场知春里小区和案犯抛车现场花园路红砖村的环境特点，专案组进行了现场模拟实验，中心现场距抛车现场 2.3 公里。

在特定时间环境下，如按车速每小时 60 公里的速度，沿案犯逃跑时所经线路行驶，从案发中心现场到抛车现场所需时间为 5 分钟。

专案组经过综合分析达成共识：认定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和预谋的抢劫案。作案人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对车门锁性能构造熟悉；会使用并持有制式枪支；有盗窃、抢劫机动车的行为或嫌疑；并于 1995 年 6 月以来使用过军车车牌。

小主，

6 月 6 日，专案组召集全体成员会议，制定了以“6.3”案为主与“2.8”案串并侦查的方针。北京电视台、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媒体刊登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告，要求广大市民提供线索。

如今，上述三起血案的始作俑者已真相大白，这个人就是鹿宪州。在这三起案件中，那个心狠手辣、来无影去无踪的蒙面大盗，正是这个越狱在逃、丧心病狂的恶魔。

他用抢劫来的沾满鲜血的数百万巨款，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他曾一掷千金，只为博取情人一笑；也曾慷慨解囊，赠予黄民平 10 万元，以报答他曾经的帮助。至于在海鲜酒楼的纵情畅饮、在卡拉 OK 的销魂之夜，更是他一掷万金的手笔。

如此奢靡挥霍的生活，让这个潜逃的死刑犯感受到了巨大的快感。而一次次得手的抢劫经历，更是给他带来了更大、更强烈的刺激。

他自认为自己的作案手法天衣无缝，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甚至对公安人员充满了轻蔑，认为他们无能。他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钱，也有能力抢到更多的钱，只是每次抢劫都充满了风险，一旦遇到反抗，就可能会失手。因此，他急需寻找一个得力的助手。

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自己接触过的每一个人，仔细地比较着谁更符合他的选择标准。渐渐地，一个清晰的形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鹿宪州兴奋地一拍大腿：“就是他了！”

这个被鹿宪州“选中”的人，就是郭松。

需要强调的是，鹿宪州单枪匹马犯下的这三起抢劫案，郭松既没有参与，也毫不知情。如果郭松没有遇到鹿宪州这个人，如果他没有与这个江洋大盗一拍即合，那么他的命运可能会截然不同。

郭松于 1964 年 8 月出生，比鹿宪州小一岁，祖籍北京。他在北京出生、长大，自幼便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他的父亲是国家某部技术设计院的老干部，母亲则是某学院的外语教师。

这样的家庭环境，本应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事实上，在北京有许多类似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然而，郭松这个父母的“掌上明珠”却令人大失所望。

他 1972 年上小学，当时正值特殊时期，学校对学生的学习并不重视，他所在的北师大实验小学也不例外。因此，他的学习成绩好坏无从评判。

其实，郭松是个极其聪明、记忆力极佳的孩子，只是因为他养成了不爱学习、贪玩散漫的坏习惯，结果聪明才智没有用在正道上。

尽管后来他升入了北师大第二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但他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垫底，考上高中无望。经过一番努力，他于 1980 年进入北京某厂下属技校读书，1983 年毕业后就留在厂里当了一名工人。

那时，郭松刚满 20 岁，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如果他能从那时起，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学习，努力工作，那么成功的大门依然会为他敞开。

可惜的是，在工厂工作了两年后，他的意志变得更加消沉，思想也变得更加颓废，他对繁重紧张的工人生活感到厌倦。再加上他经常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他更加向往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

他常常抱怨说：“在这破工厂工作，真是无聊透顶。”后来，他索性不去上班了，整天在社会上闲逛。

到了 1985 年，他正式向厂里提出辞职。这样的工人，厂里当然不会挽留，从此他就成了一名无业人员。

此后，他曾尝试自己创业开公司，但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很快就连成本都赔了进去；他也曾倒卖过货物，但偶尔赚的一点钱，也很快被他挥霍一空，始终无法攒下钱来。

就这样一直混到了 1988 年，他依然身无分文。后来，他结识了几个狐朋狗友，却不料他们是一个盗窃团伙，他们偷来的东西让郭松帮助销赃，郭松从中分得一点赃款。

身处困顿的他却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5月，他在东城公安分局因涉嫌销赃被捕，随后被取保候审。未曾料到，短暂的自由后，他又重蹈覆辙。

5月12日上午9时许，郭松在复内大街长话大楼附近漫无目的地徘徊，恰巧一位纯真的外地年轻女子向他询问前往西城区政府的路线。

郭松连忙热情地回应：“区政府啊？就在我家附近，我带你走吧！”毫无防备的女子误以为遇到了热心肠，便跟随他走进了一条小巷。不料，在自己的住所，郭松再次犯下罪行。

女子愤怒之下报警，警方依据她的指认迅速将郭松逮捕。郭松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89年7月，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4年有期徒刑。

服刑期间，郭松的行为表现并不理想，时常与其他囚犯发生冲突。1992年底，他突然出现异常症状，口吐白沫，言语混乱，情绪波动不定。起初，管理人员怀疑他在装病，但又无法确定，于是申请了司法鉴定。

小主，

经过鉴定，郭松确实患有轻度精神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监狱于1993年5月24日批准了他的保外就医。同年7月，按照法律规定，他得到了定期释放。

出狱初期，郭松还算安分，与母亲同住，一边治疗疾病，一边处理家务，偶尔会与旧识相聚，但并未做出违法之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内心的恶念逐渐显现。他思考着无钱无业的未来，一个大男人不能永远依赖父母。于是，他打算寻求昔日的“朋友”帮助。

鹿宪州就是他寻求帮助的人之一。早在1988年，郭松因常去燕京饭店的舞厅跳舞，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北京福利公司经理汪某，又通过汪某认识了常在饭店揽客的出租车司机鹿宪州。鹿宪州的慷慨大方让郭松深感敬佩，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郭松入狱后，这段关系便中断了。

1994年夏天，当郭松决定求助鹿宪州时，他已失去了鹿的联系方式，也不确定鹿是否仍在原单位。于是，他来到燕京饭店寻找，意外遇见了曾相识的黄民平。黄民平告诉他，鹿宪州在他入狱后不久也因重罪被判死缓，但已逃脱，藏匿在北京的某个角落。

听到这个消息，郭松首先感到庆幸鹿宪州能逃脱。他对黄民平说：“鹿大哥对我有恩，现在他有难，我应该帮帮他。如果他需要帮助，你就告诉我。”随即，郭松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黄民平，让他转告鹿宪州。

没过多久，鹿宪州便打来电话，邀请郭松在西直门的一家小餐馆见面。阔别多年，两人相见甚欢，畅谈分别后的经历。饭后，郭松掏出200元递给鹿宪州：“大哥，我现在还没工作，这点钱虽少，但这是我的心意。”

鹿宪州深受感动：“兄弟，你真是重情重义！”此后的这一年，他们仅通过电话联系。直至1995年8月，鹿宪州势力渐增，才再次与郭松见面。

此时的鹿宪州面色红润，体态丰盈，他信心满满地告诉郭松：“我准备出去活动活动。”郭松不明其意，后来才知道鹿是去东北等地购买枪支弹药。

鹿宪州与郭松的下一次见面是在一年之后。1996年6月，郭松已结婚生子，妻子是黑龙江的外地女子，两人经营着一家小发廊，生活还算和谐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