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坐在后排，眼见'朋友'落难，我拔刀向一名民警刺去，那民警躲避不及，从脸颊至耳际被狠狠刺了一刀，倒在车上。另一个民警见状，冲过来与我搏斗。我挥舞刺刀，将那民警的手臂被划伤。我刺伤了两名民警，想趁乱下车逃跑。手臂受伤的民警也跳下车，捡起路边的一块砖头，猛力向我砸来，我头部被砸中，昏厥倒在地上。我醒来时，已在看守所医院了。龙南民警审讯我，我就说自己名叫'周全'，福建人，自幼无父无母流落他乡。

我们把视线转回到他被执行死刑的那个上午。

工作人员先给他注射了一些麻醉药,过了大概几秒钟,又给他输入了特定针剂。两分钟过后,仪器上的指示灯显示,针剂已经完全输入到他的体内,几秒钟后,仪器“滴”地一声响,意味着成瑞龙的生命从此永远消失于人间。

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表情都非常凝重,难言的感触弥散在寂静的行刑间。戴着白色手套的法医来到成瑞龙面前,用手翻开他的眼睑,仔细察看他的瞳孔是否放大,鼻孔是否还有余息。前来监督死刑执行的检察官,待法医验证其死亡后,在死刑监督笔录上签名。

在法庭宣布死刑复核决定后,成瑞龙问:“为什么我的家人没有来?”

法庭对他解释,一则他的家人不愿意出现;二则在死刑执行现场也不适宜让家属观看。

其实,他的这种时而冷酷时而温情的举动,在警察办案一年多的时间里交织出现,一方面他是身负13条人命的杀人犯;另一方面他好像很重情义,例如坚持要看到情人的照片才肯供述,庭审时也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家人是否到场。

在他的身上,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偏执――只遵照自己认可的原则,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也许,这种执拗从童年开始就已经主导了他的人生,令他一错再错,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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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瑞龙的家乡在粤北革命老区连州旱冲村。他的父亲成方平(化名)做旱冲村的一村之长多年,因处事公正而很有些威望。他平时种烟叶,一亩能有八百块钱的收入,同时也做点小生意,家底虽不算很殷实,但因为他的精明能干,一家人倒也过得还不错。

成瑞龙的名字就是父亲给取的,“瑞”象征着吉祥如意,“龙”意味着他望子成龙的殷切期望。

小时候的成瑞龙很胖,当地人称其为“肥仔”。但是,成方平慢慢地感觉这个孩子离他的寄望越来越远。成瑞龙昔日的乡邻们断断续续给记者讲述了一些他小时候的故事。

小时候每逢在外跟人打架,不管打赢还是打输,成瑞龙都默不作声地回到家里,即使脸上挂彩或是胳膊腿脚受伤,他也不吭一声。但这一切总瞒不过父亲成方平的眼睛,毕竟总会有家长向作为村长的他投诉关于成瑞龙的“光荣事迹”的。每每此时,成方平就会罚成瑞龙跪木凳子,让他“认错”再起来。

乡亲们每每都能看见成瑞龙跪在高高的木凳上,倔强的小脖子像正情绪激昂地参加战斗的小公鸡一般笔直地挺立着,纹丝不动。乡亲们的心肠也是软的,便在一旁劝成方平说:“算了,别让孩子受这罪。”又反过来劝成瑞龙:“肥仔,你就认个错吧,好汉不吃眼前亏不是?”

母亲也看着不忍心,便偷偷把他拉起来。可成瑞龙的脖子挺得更直了。他就这样跟父亲成方平较着劲,寸毫不让。

他不能受制于父亲的权威,虽然他还小,可是已经懂得了要掌握在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庄的绝对主导权,就决不能服软。看着成瑞龙长大的邻居认为,他把对父亲的低头看作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十二岁时,他跑到亲戚家挂了一个大沙袋。放学或放寒暑假,他就跑到这个亲戚家去练拳。他从小就喜欢捣鼓些拳术之类的东西。那时候电视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还是件非常奢侈的物品,所以拳术这类东西都是他从小朋友们传阅的小人书里得知的。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很向往自己能成为像小人书里所描写的那些英雄侠客们一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功夫去行侠仗义。应该说,成瑞龙命运的第一次转折,是他因在学校跟校长的女儿恋爱和在校表现差而被学校开除。

被学校开除后,成方平思考了很久,终于决定让成瑞龙去报名参军。参军是彼时当地农村孩子失学后都会考虑的一条出路。成瑞龙还专门针对考核项目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体能训练。到了真正考核时,他在很多项目上的测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可到公布录取结果时,他却意外出局。而一个同去参加考试、测试成绩不理想的人却入选了。这让成瑞龙感到非常愤怒,当时他就伤心得哭出声了。

“当兵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梦想。如果说我真的不行,那还可以,但是有人比我更不行,却都可以,让我感觉到这个社会就是有关系好多事情也能摆平。”成瑞龙说。

成瑞龙曾反复提及这两件事情,“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被我非常信任的老师欺骗而被学校开除,以及在征兵过程中被别人挤下,这两件事对我的影响最大。也许从这两件事以后,我就慢慢开始对社会有些排斥和憎恨的感觉”。

他当时感到自己“被放弃了”,也“彻底失去对老师和学校的信任”。成瑞龙初中时的班主任黄明(化名)谈起这个学生,说自己感觉非常尴尬, “读书时候的成瑞龙,他可能不是一个好孩子,但绝对不是一个坏人。他很调皮,经常惹事,但对老师都比较尊重,我教的是数学课,他一直很想在我面前表现自己。他成绩比较差,但很聪明。”黄老师接着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他如果再读几年书,人生也很难说得定。”

“当时有个姓潘的伙伴对我后来走上犯罪道路的影响也挺大的。我那时候读初二,他应该比我大一两岁,是我的一个同学。”成瑞龙说。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姓潘的应该是有意接近我、跟我玩的。他向我传授一些诈骗、盗窃之类的犯罪技巧。他看到我爬上爬下很厉害,就叫我去爬107国道上的货车偷东西,后来我就上了他的道。1991年时,我偷到了一两千块钱。后来,只要一有‘内线’看好的作案地点和对象,姓潘的就会叫我去偷。后来我感觉他是把我当做了为他作案的‘工具’来对待和使用的。”在同村人看来,成瑞龙性情非常暴躁,但为人很讲义气。提及“肥仔”的经历,乡亲们无不叹气,他们记得“肥仔”被学校开除后去佛山打工,骑着三轮车收废品,赚了一些钱,少的时候一天能挣几十块,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一百来块钱,他还把他哥带出去帮忙打理废品收购站。当时村民们都想,照这样下去,有一天成瑞龙会做老板的。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也许当年那个在佛山骑车收废品的少年会在爬坡的路上猛蹬几下,熬过那段最艰苦的日子,也许昨日被学校开除的“坏孩子”会成为今天一个事业有成的老板,而非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但是,现实永远没有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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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过,如果我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走错了,想这些也没有用。我想我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还是因为我太急功近利了,想着干违法犯罪的事情来钱快点。”成瑞龙在看守所里这样说。1993年,20岁的成瑞龙因盗窃被劳教,这之前女友姚林(化名)已经怀孕。当时家人劝她打掉这个孩子,可是她坚持生下了这个孩子。

1996年的五六月份,等到成瑞龙从高墙出来重获自由时,儿子已经一岁多了,而姚林此时也在做着一点小生意,他回到老家旱冲村的当天,抱着曾与自己早恋、并与自己有着事实婚姻、还给他生了孩子的姚林哭着说他对不起她娘儿俩。当时,她劝他痛改前非,从今以后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挣钱养家。他满口答应,可是没安分几天,他又跑去找以前一起瞎混的那帮人,她便对他感到有些失望了。

也许,在他人看来,那是一群酒肉朋友,但是在成瑞龙的心里,他们是无话不谈、生死与共的“兄弟”。简单的“兄弟”两个字承载了成瑞龙太多的复杂的情感。

1996年年底,他就和“发小”兰启荣重回佛山。因为当时二人都没有工作,他们就常常和在饼屋打工的同村兄弟成胜聚会聊天。在交谈中,兰启荣和成胜都跟成瑞龙说没钱花,想搞点钱花花,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开始到处寻找作案目标,成瑞龙还叫上同村的成海芳一起干。

有一天,三人游荡在佛山街头,当路过佛山南海某酒店后面的海鲜冷藏厂时,成瑞龙看到老板桌面上放了一叠钱,当即就对兰启荣说,“这个老板可能很有钱,我们不如搞他!”

这便是前文提到的成瑞龙的初次犯罪，由此开始，他走上了万劫不复的犯罪深渊。

但是,也是这一次大事,让他“损失巨大”。不久后,成胜被判处死刑, 1996年5月27日,警方在连州市大路边镇抓捕成海芳时,因其拒捕而被当场击毙,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下子失去两个“发小”,这令成瑞龙很有些悲伤。而这种混合了愤怒与仇恨的悲伤,在日后逃亡的日子中愈加明显,并始终与一种漂泊天涯的孤独感相伴。

成瑞龙从未想过要去投案自首。在他看来,抢劫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一旦被抓,等待他的将是无尽无涯的牢狱之灾甚至是死刑。

这源于他的内心藏有一个被普遍认同的逻辑,即一旦犯罪了,就不能回头了。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对法律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尽管法律设置了后退之路和后退的余地。从立案、拘留、逮捕、审查起诉、审判到判决各个刑事诉讼环节都给人留下了后退的机会与选择。

但是,成瑞龙下定了决心,从此以后哪怕天涯亡命,也绝不能让警察逮着,绝不能坐以待毙,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从此,他与“发小”兰启荣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同时也是罪恶生涯。

关押在看守所的成瑞龙曾无比怀念地对记者讲述跟他的女友李小如在一起度过的那段虽然短暂却带给他一生温暖的记忆的时光,他说,在自己短暂人生中最最温暖和最像“家”的美好记忆都是她带给他的。

这些温情的话语也在后来的讯问和审判中得到了印证。例如,在民警对他的审讯中,他要求民警提供李小如的照片,否则不配合审讯。在庭审中,当公诉人当庭宣读了其女友李小如的证词时,成瑞龙当庭承认,还连连声称“这不关她的事”,极力表示出对于女友李小如的维护。

其实,李小如并不知道成瑞龙的这些犯罪事实,成瑞龙也从未打算告诉过她。

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始终是孤独的。除了兰启荣,没有人能让他放下防范和警戒。他无疑是爱李小如的,但他无法让她走进他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第九次犯罪过程,成瑞龙把那位母亲的尸体移成横卧在床的样子,再把她的睡衣裤脱掉,伪造成强奸现场,试图扰乱侦查视线,这说明此时的他已经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了。

事后,当警察问到这个案子时,问他为何要杀死手无寸铁的母子俩,成瑞龙说“你要懂得这一点,什么是后患无穷,还有危险重重呢?”

“你认为你自己还有良知吗?”警察追问。

他的语气显得有些沉重,“我肯定还是有良知的,只是当陌生人的生命与我自己的生命相冲突时,我肯定会选择保护我自己的生命。这是无奈的选择,已经没有办法了。我认为被抢劫的人极力反抗是最愚蠢的。”

一边逃亡,一边杀人,成瑞龙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他很清楚那一天终会到来。在他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犯罪时，他被警察抓获。由于警方未能查实他的身份,他因抢劫罪以化名“周全”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在江西一所监狱服刑。

2009年5月20日,公安部下发了佛山市公安局提供的成瑞龙相关信息A级协查。5月21日,江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接到公安部对重大逃犯成瑞龙协查通报后,立即部署全省刑侦技术部门展开协查。5月24日,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察刘轩平(化名)通过全省信息系统进行查询时,发现罪犯“周全”很像成瑞龙。最后,经江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专家反复核查,确认“周全”就是公安部A级通缉嫌疑犯成瑞龙。获悉情况后,佛山市公安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连夜赶赴江西南昌,对成瑞龙的信息进行精密核对,通过指纹比对和识别,终于锁定了成瑞龙。

小主，

“每到一个地方就换一个名字，强行忘掉以前的名字。”成瑞龙暴露身份后对审讯他的佛山民警感慨，“在外面跑了十几年，最后连自己的真名字是什么都模糊了，母亲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2009年6月3日，当警察来到成方平家的时候，他却已经想不起这个13年没见面的儿子长什么样了。看着警察用手机拍下的成瑞龙的照片，他摇摇头，“第一张只拍了头像，没认出来，第二张是半身，他戴着手铐，慢慢觉得越看越像”。这一天，逃亡13年的成瑞龙被押回佛山。

2010年1月7日上午,佛山的天空阴沉沉的,成瑞龙的审判在佛山市中级法院刑一庭举行。开庭前,成瑞龙对佛山市禅城区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提出,要穿上新衣服,戴上眼镜,并把头发打理整洁才愿意出庭受审。于是,成瑞龙的老父亲和哥哥便为他买了黑色休闲服和一幅平光眼镜,并通过看守所人员转交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