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八年，公元1457年，两月，

朱祁镛在位期间的第三次科举会试考试，开始了，

这次科举考试，可谓意义非凡且至关重要，对于众多举子们来说，它就像是一座决定命运的桥梁。

此次科举会试考试，不仅仅与每一个举子个人的政治前途紧密相连。

要知道，一旦金榜题名，便能够踏入官场，平步青云；

而名落孙山，则可能意味着多年寒窗苦读付诸东流，从此与仕途无缘。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考试还直接关系着他们背后整个家族在当下税收改制——“士绅一体当差纳粮”这件大事中的处境。

毕竟，朝廷已然明确颁布诏令：

从今年起，地方上的士绅群体，特别是那些七品官以下的地方官僚家庭以及家中没有直系亲属担任七品以上官位的人家，都必须如同以往被地方士绅们所轻视的普通百姓一般，承担同样的徭役并缴纳相应的粮食赋税。

这可绝非仅仅只是钱财多寡的问题啊！

更为关键的是，它触及了地方绅士阶层最为看重的面子问题。

长久以来，士绅们凭借自身地位，享受着诸多特权，

如今却要与平民百姓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接受相同的义务，

这无疑让他们感到颜面扫地、尊严受损。

这种变化带来的冲击，使得本次每个参与科举考试的举子及其家族都倍感压力巨大，

因为这场考试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家族未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誉。

正因如此，参与此番科举会试考试的举子们，其数量之多简直超乎想象，乃过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规模。

当时，毫无疑问的说，这也得归功于东北地区两大边疆将军府的成功设立，

以及西南五省改土归流政策得大规模施行。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举措，使得本次科举会试考试所能录取的人数，同样多得令人咋舌。

毫不夸张地讲，天顺八年举办的这场科举，对于当今的大明王朝而言，绝对称得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且最为至关重要的一场科举盛事。

历经长达半个月之久的紧张激烈竞争与角逐之后，

这次科考总共录取的进士名额竟然多达三百名！

这般强大而又奢华的阵容，其，所产生的影响力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可以说是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先河。

这场科举，不仅仅只是天顺帝朱祁镛在位八年期间大力推行新政改革后的一份出色成果汇报；

同时也是他特意为太子朱见深监国而精心筹备的一次宝贵人才储备；

更是整个明代科举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璀璨夺目的瞬间；

甚至还成为了留给后世史学家们的一道丰盛无比、令人垂涎欲滴的文化大餐。

天顺八年，此次科举录取进士者有，

于历史上辅佐孝宗成就“弘治中兴”之伟业的内阁首辅刘大夏；

素有“李公（李东阳）善谋，刘公善断，谢公（谢迁）尤善侃侃而谈，后人赞为‘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之美誉的一代名相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