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想到崇祯皇帝，杨振却始终有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绪。

这个人，既可敬，又可悲，既可怜，又可恨，让杨振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如何面对。

说他昏庸无道吧，他分明又能大胆使用人才，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

说他英明睿智吧，他却分明又什么事情都没干成，让整个大明朝一再陷入危急动荡。

说他刚愎自用吧，他分明又十分重视朝臣的意见，什么事情都要诉诸公议，诉诸公论。

说他优柔寡断吧，他却分明又十分冲动，很多事情说干就干，很多大臣说杀就杀，搞得文武大臣人人自危。

说他横征暴敛吧，他分明又十分节俭，吃穿用度一再俭省，吃不敢吃，喝不敢喝，连龙袍上都打了补丁，甚至皇后都要带着宫女纺纱织布。

说他爱惜百姓吧，他却搞得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饿殍遍地，流民四起。

你说他德行有亏吧，这一点又跟他丝毫不沾边，相反，他品行端正，德行高洁，绝对是道德模范级别的人物。

尤其最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那一死，古来人君有多少，又有几个能在国破山河在的关头守住天子的尊严，持守这样的气节？

这样的一个人物，身上纵有百般错处，杨振对他，也仍然充满了敬意。

入了山海关以后，杨振一路行来，所见所闻，令他不能不承认，眼前的大明朝已经病入膏肓，已经烂透了。

比如那些皇亲国戚、各地宗室藩王以及大部分士大夫官宦阶层，这个包袱太沉重了，猪队友太多了。

莫说崇祯皇帝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到了现在，就是换了老朱家任何一个子孙，恐怕都解决不了了。

而要想振衰起敝，革故鼎新，最终改变族运、国运，非得另起炉灶不可。

只不过，这另起炉灶却也急不得，至少得在崇祯十七年天下彻底大乱之际，方才师出有名，方才站得住脚。

到那时，压在头顶上的崇祯皇帝一没有了，杨振心里的这个心结，也就解了，这个迈不过去的坎儿，也就可以迈过去了。

杨振一行人到了通州城以后，自有卢志德这个东厂大珰去协调各方事务，而驻在通州城中的户部官员、地方官员，也闻讯赶来劳军，并且兴致勃勃地围观着议论着那些个头顶着猪尾巴狼狈不堪的满鞑子俘虏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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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指指点点地猜测着哪个是满鞑子的所谓十王爷，就像在京师郊外的骡马市上指手画脚地议论着那些插标待售的骡马猪羊一样。

更有那运进通州城里的一车车带着冰霜的满鞑子首级，让通州城内的官员士绅、行商坐贾、军民百姓们看得心惊胆战，又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