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共有三十几门课，课程很复杂并且根本没有课本或讲义，每门课都得我们自己记笔记。

最要命的是，航校大部分课都是毛子教官讲的。他们的中文又差又怪，听起来有种东三省的味道。

翻译人员也不给力，很多术语都不知道怎么翻译，经常会出现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

为了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我们必须加班加点。每天除了吃饭和体能训练外，就泡在教室里，基本上凌晨才回宿舍睡觉。

校方发现后派人阻止我们，后来就只能把笔记本带回宿舍，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

通过刻苦的学习，我们二十五人成功攻克了航空理论关。校方也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日后的飞行训练打下了基础。

理论学习结束后，到了初教机的训练阶段。

第三期的所有学员，分成了三个组，由一位飞行中队队长和两位飞行教官带飞。三位都是第一期的毕业生，技术好教学也耐心。

经过两天的座舱实习，学员们便正式开始飞行训练。

第一个飞行日主要是体验升空的感觉，教官会带着我们感受从起飞到着陆的全过程。

翱翔天空的感觉极好，只可惜我吐了，被教官骂的一下午。

从第二个飞行日开始，由我们操作练习起飞着陆，那是最幸福的经历。我仿佛看到了跟鬼子飞机大战的场面，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学校安排的飞行日比较连续，同志们每人飞了20个飞行日、60个起落。

空中时间达到5小时后，大家已经相对熟练地掌握了起飞、降落的要领。

接下来教官开始对我们进行单个突击训练，每日给飞得好的人多安排4—5个起落。

当飞到80个起落、空中时间7小时的时候，教官批准我第一个单飞，我因此有幸成为航空队第三期第一个独自上天的人。

正当我们的飞行技术逐步提高的时候，航校的飞机和飞行员被调集到了战场上。那段时间有些无聊，我很怀念天空。

战事结束后，飞行员特别是教官们需要休假。不过我们主动申请参与维修，趁机学习了一些地勤的技能。

由于基础不牢，又停飞近百天，同志们基本上把技术都忘得差不多了。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即使再从起落开始学，大家依旧很刻苦。在期中考核中，全班都以良好成绩，结束了初教机的飞行训练。

时间来到了1939年3月，听说前线打的很惨烈。

今年我们开始了中级教练机的飞行训练，这一阶段仍从起飞着陆开始训练。

不过后续的科目非常给力！一度有了上战场的感觉。我们开始练习空中侦察、模拟投弹、仿真投弹和实弹轰炸等战斗科目的飞行训练。

由于同志们对实战训练热情很高，成绩也很好，各门技术考核均获优良，校方和毛子教官都很满意。

可好日子似乎到头了，那年的冬季以后，校方出台了针对我们的新规定。

不仅外出要登记，出门要搜身检查，就连外出的时候还有人盯梢。甚至就连八办附近也有了陌生人在活动，似乎生怕我们跑掉。

有的同志们认为，局势已经变了此地不宜久留，他们提出北上或者回边区参加抗战。

但我始终记着来航校的目的，而边区传来的消息也不出意料。上级要求我们严守纪律，安心学习。

而且有一位刚回国的同志特地来学校看望了我们，他似乎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就连SHC都要亲自出面迎接。

后来那位姓黄的同志告诉我们，用不了多久大伙就可以回边区，那时甚至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战斗机，也不知是不是在单纯的安慰。

时间来到了1940年，果然是安慰啊。半年过去了，边区那边一点消息后没有，我们似乎被遗忘了。

在紧张的氛围中，同志们补飞了双机和三机编队、长途航行后，中教机飞行训练正式结束。

9月中旬！情况有变！

从北上大国那边，来了九架新式的战机，这是边区跟SHC判断中许下的诺言。

新加入的飞机使得校方的积极性陡然增高，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回到了两年前，就连原本渺无音讯的高教机飞行训练也立马开始了。

这一阶段的训练由毛子飞行教官谢苗罗夫上校负责带飞，随着难度的增大，危险性也大大增加了。

在一次横滚训练中，一位同志由于未能及时改出而坠地牺牲。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毛子飞行教官对手下的学员们都是有感情的，出现了事故他们也很难过。

为了提高安全性，谢苗罗夫上校特意用了4个飞行日，安排每人8个起落，专飞螺旋，训练横滚动作的进入与改出要领。

好在接下来再也没有意外发生，第三期飞行队在11月中旬正式结束了高教机飞行训练。

教官们为大家举行了毕业典礼，结束了这段将近3年的飞行训练。

按照边区和SHC的约定，所有战士和地勤人员暂时编入对方的航空队序列，参加战斗值班。

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感觉。我和同志们可能回不去了，命丢了无所谓，只可惜不能把一身本领交给更多人。

当方子翼写完日记合上本子准备出门的时候，航校外突然传来一阵吼声。

“达瓦里氏！我来接你们回家了！”

空军部长方子翼：地面支援专家空中优势+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