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廷限制党锢士族，激起了天下士族的反意，其反抗的形势，就是士族在背后推动的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并不是纯粹的农民起义，背后有很多个世家大族作为推手，而且这起义的模式和过程，和当初刘秀上位时几乎如出一辙。

张角本身就出身于冀州巨鹿，其发现太平道最主要的地盘，便是冀州，青州，幽州三州，短短数年内就有了数十万信徒，这在世家豪族牢牢掌控村镇的汉朝，若说没有士族在背后谋划，谁也不会相信。

而且张角的黄巾起义，自始至终范围都在以河北为中心的冀州地区，而冀州士族数百年来对于刘秀违约早就怀恨在心，所以张角得到了相当规模的支持。

黄巾起义，一方面代表受压迫的百姓对汉廷不满，另一方面也代表河北士族想要重新回到舞台上，重演扶持刘秀的欲望，对此看的最明白的，便是袁绍。

他逃出洛阳后，便直接跑到了冀州，和当地士族一拍即合，在冀州世族的帮助下，兵不血刃从韩馥手里夺走了冀州，如同刘表单骑入荆州一样。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袁绍刘表确实表现出了过人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当地士族看到了和他们合作的前景和价值，属于是两边一拍即合。

袁绍得到冀州后，自然给与了冀州士族相应的回报，但冀州士族和外来士族也有争斗，袁绍有前车之鉴，不敢采取激烈手段，便听之任之让其相斗，无疑这也影响了很多战略决策。

这里面固然有袁绍的性格原因，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和想法，他最终的目的，便是依托士族，建立一个以士族地主为统治主体的王朝。

袁绍走的这条路，从某种方面上来说，是在开刘邦建立西汉时的倒车，因为刘邦是坚持皇权的绝对性的，所以刘邦也遭受了反噬，以至于文景之后进行了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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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当初也想尝试巩固皇权，但其手段不如刘邦，很多政策出现了问题，导致桓灵时期天子和士族彻底撕破脸，这让士族利用农民起义搞事，这便是农民起义的阶级局限性所在。

但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人类发展不可能跳过这个阶段，皇权在世俗化的同时，不可避免要和士族进行融合，袁绍不知是早就看明白这点，还是歪打正着，反正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皇权和士族共生。

而曹操则不同，他起事之初明显是想要效仿刘邦的，所以用了极为激烈的手段打压兖州当地士族，但彼时他的做法极为稚嫩，杀边让的后果便是让兖州士族集体背叛了曹操，给了曹操当头一棒。

最后在人肉干和袁绍兵粮的支持下，曹操度过了这道难关，还学会了向士族妥协，于是他开始采用相对柔和的手段，即利用外来士族打压本土士族。

其表现形势上，就是利用颍川派对付本地士族，铲除当地顽固势力，最后得到天下时，士家大族数目会大大减少，从而防止像冀州士族反乱，威胁皇朝统治的现象发生。

这个想法，其实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超前于时代的，但只有知晓后世历史的袁熙才知道，曹操这种做法注定不会成功，因为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随着封建制度的完善，形成的稳固形态，便是天子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

曹操一死，魏国便采用了九品中正制，之后晋朝更是王与马共天下，隋唐的士族进一步发展，垄断了朝堂，即使是到了宋明，士族变成了地主，仍然是在和皇权共治，天子在朝堂之上，地主在民间乡野，互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