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此时的大和政权得到欧亚大陆的骑马技术后，以今日之日本近畿为中心，征服了日本的大片土地，在朝鲜半岛南部也有伽耶、任那等殖民地或盟邦，实力强大，已非昔日卑弥呼之比。

倭王武（日本比定为雄略天皇）上书刘宋时说：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控弦百万，义声感激，……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

此时的倭国向刘宋称臣进贡，是为了从南朝主导的天下秩序中获取高于百济的官爵，这样的话，在与百济争夺朝鲜半岛时可以获得名分和号召上的加权。

而这种进贡也并没有什么诚意，日本在国书中一方面炫耀自己的兵威，一方面又不待刘宋册封而自称“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官职，只是请求刘宋正式任命而已。

而在刘宋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百济的位置尚高于倭国，刘宋自然也没有予取予求，长期不授予大和政权都督朝鲜半岛军事的职位，直到宋齐之间政局混乱时才同意倭国的要求。

由此可见，大和政权成立后，虽然一度仍向南朝朝贡，但却显示出与其他朝贡国非常不同的特点。

到了隋唐时代，改名日本国的大和政权这方面的特点更加突出了。

侯景之乱后，南朝衰弱，国际秩序瓦解，倭国不再向中国进贡。

隋朝统一中国之后，频繁向东北亚用兵，此时倭国政治日益稳定，推古天皇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遣使出使隋朝，口气极大，自称以天为兄，以日为弟，以天子加太阳神自居。

与隋文帝杨坚的身份地位严重冲突，杨坚称其说法“太无义理”，命令整改。

到隋炀帝时代，倭使的国书中又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遣词用平等的私人信件形式的“致书”而非表臣服的“上表”，且自称天子，令隋炀帝杨广十分不快。

不过杨广水到连高句丽都拿不下，拿更远的日本自然毫无办法，只好掩耳盗铃，命令鸿胪卿看见言辞无礼的表文不要再呈上。

不过，为了让倭国不帮助高句丽，杨广还是派裴世清与日使小野妹子一同去倭国报聘。

《隋书·倭国传》中称倭王对隋极尽谦恭，但《日本书纪》中仅记载裴世清对倭国大臣宣读诏书，由其转呈倭王，并无二人会面的记载。

而且当时的倭国的推古天皇是女性，裴世清对这样新奇的情况全无记载不合情理，所以很有可能是《隋书》为自己脸上贴金。

不过此时中日之间毕竟又开始了友好往来，倭国再一次遣使时，虽然仍然强调与中国地位对等，但措辞中增加了尊重的意味，称“东天皇敬日西皇帝”。

唐朝建立之后声威远布，倭国不得不与唐朝遣使往来，倭国对唐使高表仁赐以神社的“神酒”，参照平安朝日本对视为自己藩属的新罗使节赐予神酒的惯例来看。

竟似是以自己为天下之中，而将唐朝视为四夷看待，倭国王子也与高表仁争礼，导致出使不欢而散。

随着唐朝联合新罗进攻高句丽，帮助新罗吞并其境内的日本殖民地或盟邦伽耶、任那，引起了日本的不满，遂与高句丽、百济联合，对抗唐罗联盟。

唐朝名将苏定方消灭百济后，由于强势集权的天智天皇统治下的小日本，深入介入朝鲜半岛局势，先后派兵数万支持百济反唐运动。

直到白村江之战日本水军被唐将刘仁轨打得大败溃输，唐朝彻底铲平百济反抗运动，才退出朝鲜半岛。

自居天下之中心的日本虽然经此大败，但并无投降之意，天智天皇重用百济流亡之臣在日本，尤其是在九州岛遍修山城，准备与唐军对抗到底，最终因为唐朝无意进攻日本才作罢。

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国家建设进一步走上正轨，次年遣使武周，此后与唐朝恢复交往，大约二十年一遣使。

唐朝单方面认为遣唐使是朝贡性质，自认为天下中心的日本朝廷则不承认这种意思，其派遣遣唐使的目的只是学习唐朝制度和文化。

可见就是在中国武力强盛的隋唐时代，日本也不愿对中国服软，顶多基于其影响力尊为重要的大国。

小主，

不但如此，日本还要求常打交道的新罗、渤海等国对自己行藩属之礼，而新罗、渤海基于实力对比，竟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倭国的要求。备注“基于实力上的对话，自古就有，夷人畏威而不怀德！”

新罗联合唐朝消灭高句丽、百济，之后又利用唐朝与吐蕃交战之机，进攻唐朝治下百济故地的熊津都督府，同时煽动高句丽民众反抗唐朝。

最终与唐朝谈判，得到百济故地，得偿所愿，但新罗体量比日本仍明显不足，所以只能默许日本将其视为朝贡国。

直到新罗帮助唐朝攻击新兴的渤海国，唐朝赏以大同江以南的土地，体量大增之后，新罗才想与日本分庭抗礼，因此其使节常被日本以“缺礼”为由遣返。

不过期间在公元752年东大寺大佛开眼典礼上，新罗王子金泰廉也依然承认其所献物品为带有进贡意蕴的“调”。

渤海国是粟末靺鞨建立的国家，其君大武艺将圣武天皇称为“大王”，意图平等交往，但日本将其视为藩属，对此予以拒绝。

渤海因处于唐朝、新罗、黑水靺鞨包夹之中，对日本在军事、经济上有所祈求，因此虽不真正承认，但对日本将其视为朝贡国的做法则予以默许。

自居天下之中并非中国特产，而是所有原始民族基于萨满思维共有的一种意识形态，不足为奇，尤其是中原王朝将这一意识形态建设成熟后，周边各国无不受其熏染。

高句丽、新罗都曾自居天下之中，将靺鞨、契丹等族视为四夷，但对中原王朝则不敢不屈居边陲之位，不然则会像高句丽那样遭到无休无止的攻击。

日本倚仗地处海隅，登陆不便，以及体量颇大，长期自居天下之中，深刻的影响了大和民族的心态。

唐武宗发动会昌灭佛之后，唐朝丧失了以汉传佛教为纽带连接起来的世界帝国的地位。

公元894年，菅原道真认为对唐朝制度文化已经学习得差不多，且唐朝内部混乱，再去无益，建议停派遣唐使，对中原的心理弱势地位也逐渐消失。备注“菅义伟是不知是菅原道真的后世子孙？”

此后的日本引用佛教的“日本、震旦、天竺”的世界观，将日本与中国、印度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国。

整个宋代，日本也不再向中国派遣官方使节，而是以僧人作为半官方使节来交流。

蒙元灭宋之后却折戟于日本，令日本人民族自信心大涨。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甚至妄图消灭明朝，远征天竺，将日本看重的“三大国”都收归自己统治，德川家康建立锁国体制后，更是令日本彻底脱出明朝主导的东亚体系，作为一个独立文明不依不傍。

满清灭明后，日本更是视满清为腥膻，认为自己才能代表中华的正统了。

写的有些乱，离石在回忆还有什么事是忘了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