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看着稀松平常，其实折射出了整个华夏政治的一个顽疾，几千年都解决不了，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中央和地方不是一条心，经常中央想让地方做的事，地方上并不愿意做，就像你的顶头上司让你干的事你大部分时候不想干一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是有办法糊弄的。

于是朝廷为了解决问题，就得不断向地方上派遣临时性的官员，去当地看着那些地头蛇，这些临时性官员后来就不走了，变成常驻官员后，屁股决定脑袋，心思又变了，朝廷又得重新派。

比如什么“州牧”，“刺史”，都是中央派到地方上看着地方官办事，后来常驻下来，临时官变成了常驻官，这些人变成地方官之后，又不听话了，中央又得重新派人过去看着。

这个节度使，也是这样，地方和中央不是一条心，总是阳奉阴违，让领导非常不爽，于是派了个自己人过去，压着地头蛇把自己的事解决了。

但是刚开始节度使是可以控制的，是皇帝自己把这个常规职务一点点搞成了没法控制的状态。

那为啥会作出这么离谱的操作呢？原因只有一个，缺钱。

我之前说过，华夏民族历朝历代的由盛转衰，几乎都是贫富差距过大导致财政的崩溃。此时的大唐也遇到了极大的财政危机。

大唐最重要的事，就是帝国要在北方边境以及西域跟蛮族作战，防止蛮族进来烧杀抢掠。而且要保证国内的治安，不然老百姓也不干活，都去抢劫了，到最后谁都没法好好过日子。

另外要修路搭桥，不然运输成本高到物资没法在境内流通。还要兴修水利，如果饮用水出了问题，没等蛮族进来，城市自己先崩溃了。而且还得有垃圾处理系统，唐朝首都长安就是大家把垃圾扔地下水里去，最后水源和土质都出了问题，从武则天开始总往洛阳跑。

此外，还需要维持一个官僚系统，维护大唐朝廷的统治。

这些都需要钱，每年都需要巨额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