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侦查班获得了集体二等功，我个人获得了个人三等功。”

题安听着这荡气回肠的英雄事迹，眼眶发热，他问：“可是为什么我们查不到他任何参军的信息呢？”

赵耀说：“他回乡的时候在火车上去帮人追小偷，被人拿走了包袱，包袱里是他所有的荣誉勋章和证明材料。

后来在登记中他的身份不能被认定，也无法通过正规渠道享受老兵待遇。

申请了两回，他也不再去申请了。

他自认为自己不是英雄，不配享受英雄待遇。

他认为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

他用稻草扎了几个人，那是和他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他对‘班长’说，第二年后勤部门就给军服全部更换成了棉布军服。

他仔细给‘战友们’穿戴整齐，埋到了村南边的土坡里，每年忌日会提着一壶茅台，一盘香梨，一碟糕点去祭拜他们。

他重新务农，打理舅舅留下的几亩地。

后来发现了种西瓜的市场，然后自己先试验种，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取得了成功。

他动员村民一起种西瓜，实现了整村脱贫。

他没有对任何人包括妻子，说过自己立过战功的事。

他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有更好的机会他也拒绝了，扎根农村奉献基层。

妻子劝他带一个助听器，他不肯。

他没有和妻子说，他曾经试戴过助听器。

助听器里嘈杂的声音，让他耳中不断回响战场上的轰鸣声。

他能听到一点声音，只是不真切。他会看唇语，所以沟通交流也没问题。”

题安说：“姚忠老人的被害妄想，是由助听器引发的对吧？”

赵耀说：“现在看起来是这样的。他老伴不知道情况，临终时候给他留了一个助听器。

他带着助听器，冲锋号声，冲锋陷阵的嘶吼声，轰轰的炮弹爆炸声，子弹呼啸而过的声音，厮杀声惨叫声不绝于耳。

他本来就有战后应激创伤障碍，在这种幻听折磨下，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他把家当成了当时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把走进阵地的所有人当成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