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劳司煤矿的受让人，邢清明举报的幕后老板的“白手套”，省市联合调查组当然也找了我。

调查组问话之前，刘副局长单独召见了我，嘱咐我一口咬定，我自己想要劳司煤矿，是为自己竞拍的。

我问刘副局长，时间过去了半个月，领导说的下家找到了没有？我被这件事搞得精疲力尽，根本没办法干自己的事，不想再陪老马玩下去。

刘副局长似乎有难处，皱着眉头说，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不过问题不大，现在已经有了目标，我正在和对方接洽，你再等一段时间，继续和小马配合好，别出岔子，随后我让小马另外给你一份补偿。

刘副局长说的有点无奈，然而我更无奈，只能身不由己，被他和老马裹胁在这条危机四伏的道路上，迷迷瞪瞪继续往前走。

面对调查组的询问，我矢口否认了邢清明说我是别人“幌子”的举报，说自己去年能买下山梁矿，今年为啥不能对劳司煤矿有想法？

只要老马不说，我自己不承认，这个问题根本没办法调查，调查组的人也没打算深究，转而问我买矿的钱从何而来，说只要我能证明自己有能力，他们就能给举报人说法，让对方不要瞎猜。

这个问题我没准备，想了一会说，我准备把现在的两矿一厂都卖掉，把资金集中起来，专注经营劳司煤矿一个企业。

对方说，劳司煤矿已经到了移交阶段，马上要向矿务局交纳第一笔转让款，你名下的企业再多，拿不出买矿需要的现金来也白搭，这个理由说服不了人。

为了摆脱邢清明的纠缠，调查组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较真，坚持要我证明，自己有受让劳司煤矿的资金实力。

我不想废话，说自己去拿证据，让他们等等。

我开车先回了洗煤厂，从上锁的铁皮文件柜中，把几本银行存折都装上，然后又去北方公司，拿了两张开给上海方面用户的售煤发票，很快又来到调查组办公的矿务局招待所。

几名调查组成员看了我存折上的余额数字，又看了发票上单价高达三百多元的煤炭价格后，都露出了释然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