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老罗和往常一样起的很早，一成不变地买了一碗面条一份早报。

关于昨天发生的事情，其实共产党内部已经有了具体消息，不仅知道了是什么人所为，更知道事情前因后果，所以这头版头条也并没有太吸引老罗的目光。

他需要关注的，仅仅是在报纸上有没有“藏锋同志”发布的隐秘消息，如果计划有变，便有可能反映出来。

确认之后，没有任何变故，接下来的时间只需要等待，因为距离九点还早。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老罗的周遭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若非隆冬腊月，恐怕窗外还会有鸟声。

时间来到八点整，看了看表，老罗收拾好心情选择了出发。

街道上已经开始忙碌和喧嚣，赶路人们行色匆匆，等车的人们面露焦急，这里是大上海，这里是快节奏的大都市，纵然昨天还有当街发生的枪战，也不会影响到太多人的衣食住行。

当然，“号外号外”的喊声不绝于耳，毕竟昨天的新闻终归无比劲爆。

看过报纸之后的人们也各有不同的表情，有的悲伤惋惜，有的愤恨不平，有的失望痛苦，有的嗤之以鼻……

老罗不想去在意，也没空去在意，他和“藏锋同志”约定的地点是一处咖啡馆外的电话亭。

两人的联络方式是没有碰面这个环节的，尤其是不可能直接走到咖啡馆里面对面喝着咖啡聊着天，因为老罗的身份在那里，他并不是一个看上去能经常去咖啡馆的主。

而这个安排，也让老罗猜测，“藏锋同志”一定是一个看上去每天在咖啡馆吃早餐而不显得突兀的存在。

九点，是真正传递情报的时间，而在九点前，老罗需要做的，就是跑到咖啡馆外一个小高楼里，将约定好的暗号给摆出来，做给“藏锋同志”看到。

这个暗号也是时常变化的，有时是一盆植物的摆放，有时是一面彩旗的颜色，有时还可能是几处窗户的开合情况。

有了信号，“藏锋同志”便知道老罗顺利抵达了附近，而他将会在九点前去约定好的电话亭假装打电话，同时留下情报。

老罗要做的，就是在九点后尽快进入同一个电话亭，从隐秘处将情报收回。

这样的传递方式进行了多年，虽然流程相似却又内容不一，这次是咖啡馆外，下次可能就是小餐馆旁，这次是电话亭里，下次可能就是公共邮箱中。

而每次安排这些的，都是“藏锋同志”自己，他充分考虑过两人的身份不同，同时也从未疏漏过对地形的观察。

走在路上的老罗并没有很赶时间的样子，这里瞄瞄那里看看，因为他们这样的人，需要始终高度保持警惕性，而如此这般的状态对于察觉那存于可能中的跟踪尾随是有帮助的。

这一次，老罗自然也没有半分马虎，原本直接走到目的地不过二十分钟路程，在他的七拐八弯之下，半小时过去了也还没有真正让目的地近在咫尺。

同时，老罗也不忘用自己力工的身份作为掩护，他不断拐入某条巷子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推车在卸货之类的事情，都会上前问一问，以显示出自己很期待一份临时工作一般。

事实上，这样的行进方式，已经持续了多年，老罗也未曾遇到过任何一次的意外，但是，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共产党员，他要做到的是万无一失！

因为他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那深埋敌人身侧的“藏锋同志”。

在老罗的心里，他最不允许的事情就是因为自己的一点点疏忽而让“藏锋同志”陷入危险之中。

殊不知，危险其实正在靠近。

对于董槐林的描述，影佐大感兴致，直接做出了批示，让特高课和七十六号所有人一起听凭董槐林的调遣。

当然，影佐可不会那么容易放权的，因为他自己有更多的自负。

一个董槐林的计划还绝对达不到他想要的天衣无缝。

但是，他清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人去跟踪或者布控很容易弄巧成拙，尤其是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就可能让目标觉察到端倪最终导致满盘皆输。

可是，以目前的有限条件内，很难真的做到布控得万无一失，这里是上海，太大了，即使是特务机关全体出动也同样会显得不足。

对于如何才能更精简和更有针对性，董槐林只想到了通过老罗得行动路径来一点点收缩，最终集合优势兵力在关键位置进行蹲守，以求扎紧口袋。

不过，董槐林自己也清楚，如果出现老罗是去接收情报而根本不会和接头人碰面的情况，就很难在时间点上做文章，尤其是突然的调动既难保证速度，又很可能出现意外的打草惊蛇。

对此，影佐给出的“建议”是对主要干道上的哨卡继续维持力度。

这种拦路抽查的方式算是一种惯例，隔三岔五都可能出现，故而不太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怀疑，而且，影佐刚刚遇刺，这时候突然来一次安检也是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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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越是到了这个敏感时期，老罗会特地选择去排队过安检么？

影佐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种行为很被动，难以把控时间，尤其是万一出现某种意料之外的状况，纵然不至于暴露却也肯定耽误了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