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机会不常有，往往是发生在改朝换代这种政权内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才有那么一两个幸运儿抓住机会乘势而起。比如附从齐高帝萧道成而起的南齐张敬儿，南梁的开国元勋曹景宗等。

换了任何一个人，在其体制内部兢兢业业半生，到最后所获得的待遇却只是两头受气、随时背锅，等到生死危机时刻只怕也不肯康慨就义。而刘方贵言之可怜，毕竟已经是州府上左，较之社会地位更低的人处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李泰也不得不感慨，相对于死气沉沉、活力甚乏的南梁政权，北方两魏的政治生态的确是更具活力。

东魏虽然实力更强，但也承接了更大的历史包袱，西魏虽弱，但改革的空间也更大。尤其是在府兵制的推行下，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并非美梦，步入统治阶级的门槛被打到极低，简直比后世带货主播们狼嚎的优惠力度还要更大。

当荆州人马进入樊城，并且在城头上挂起魏军旗帜后，江面上的南梁守军顿时便也发现了异常，原本正在向此间接近的船队航速瞬间降低下来。

几艘艨艟快艇被从大船船舷外放下，试探着往樊城南侧的水栅冲来，但是他们还没有靠近过来，水栅内的拍竿便已经扬升起来，一旦这些战船靠近便迅勐拍下，只要拍实便是舟毁人亡的下场！

眼见如此，几艘快艇也不敢再靠近，只能原途返回。襄阳城巡江的船队尚可直接返航，但杜氏的水军却尴尬了，他们既不敢过于靠近襄阳停泊，朔游而上同样也非常的不方便，只能暂停于江面上。

很快，樊城投降的消息便传入了襄阳城中，而岳阳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便火冒三丈：“刘方贵狗贼安敢！他不怕全家人因此丧命？”

眼下并非计较此事的时候，真正要命还是暂停于江面上的杜氏水军，若是不能尽快消除彼此之间的嫌隙芥蒂，可能会令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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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岳阳王便连忙提笔亲写书信，表示自己绝不相信敌人的离间之计，安抚杜氏兄弟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协同防守，避免战火进一步波及到襄阳城。

然而杜氏几兄弟也并不是盲听盲从之人，甚至驱逐岳阳王的计划本就在其家族内部讨论过一番，如今被敌人揭露出来，自然难免做贼心虚，不敢轻信岳阳王之言。

不过他们当然也不敢悍然向襄阳发起进攻，敌军以此离间就是摆明了不肯跟他们合作，单凭几千水军并不足以撼动襄阳城防，更不要说北岸樊城已降。他们被两城夹在这汉水河道之中，本身就处境危险，又岂敢用强。

所以在收到岳阳王主动示好的书信后，兄弟几人窃喜之余，又开始提出各种条件，比如需要一座单独的水陆营地来驻扎部伍，并且需要州府供给他们师旅开拔的军资等等。

双方扯皮良久，最终还是岳阳王萧詧更加担心襄阳局势崩坏而自退一步，基本答应了杜氏兄弟的要求，将下游岘山堰开放作为杜氏驻军之地，并拨给一部分军粮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