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之所以将矛头直指赵郡李氏，固然是因为赵郡李氏本身有取死之道，加上二李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的亲属关系。可要是对其他大族一并如此，那就是突破人伦底线了。

李泰之所以费尽心机搞舆情批判，主要针对的还是河北世族，通过舆论给他们定下一个原罪，从而削减他们在人伦道义上的某些豁免权。

比如来年想要惩诫某位亲戚，便可以说当年河北舆论对你那么抨击，我是不信的，还要对你委以重用，结果你来这一死出，真是该死！换言之你们本来就是一群菜鸡，任用你们已经存了人情在里边，你们仍然做不好，那就别怪我秉公处理。

通过这种舆情的铺垫，让自己免于遭受凉薄、绝情之类的指摘，处于一个道义的高地上，这要比高欢父子唱双簧更加的具有操作空间。

李泰相对于北齐统治者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明确知晓版本答案，那就是想要在军功勋贵和世家贵族之外营造起第三股政治势力，并不需要大力扶植恩幸，建立起科举等一系列的选士制度要更有效，影响也更长远。

科举虽然肇始于隋、成型于唐，但是终隋唐之世都没有达到兴盛的状态，反而一度被世家大族借壳重生、成了其垄断政治资源的新方式。一直等到五代乱世，那些世家大族遭到结构性的毁灭打击，在废墟中重建的北宋政权才被再次发扬光大。

由此可见，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固然有其先进性，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中也会显现出不同的形态。

李泰本身出身五姓世族，所以他所创建的政权便更加迫切的需要一个完善的典选制度，并且要尽力杜绝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被鸠占鹊巢。

故而他既需要在学术上拥有崇高成就的在野宗师站台，同样也需要一批出身寒庶的官员来监督执行科举制度的运行。否则那就是球证和裁判都是他们的人，拿什么跟他们斗？

熊安生乃是在野硕儒，本身又无门资世祚，但却在学术上拥有深厚的影响力，门徒便足有上千人之多，简直就像是为此量身定做的人选。

尤其是在科举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初期阶段，熊安生这个儒宗的存在能够极大程度的避免科举制度的各个环节被世族进行有意的渗透和绑架，尤其其人还是一位言杀北齐奸臣的老斗士，所以李泰对其期许要远比他自己所想象的还要更大一些。

所谓的白首三公、鹤发宰执，那也都不是纯粹的画饼，如果此老能够抓住其历史机遇、做出恰如其分的配合，李泰当然不会吝啬酬与高位。老猪倌儿公孙弘都能封侯拜相，熊安生这北地儒宗又差在哪里？

熊安生听到这一番嘉勉之言后，一时间就连脸庞都露出激动的潮红，深拜于地，久久不语，哪怕是过了好一会儿，也只是在嘴里念叨着：“臣何幸之有……必为至尊肝脑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