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的各个国家里面,叫做叛国罪。
无论是什么政体,无论是什么制度,无论是古今中外那个时候的时间段,对于背叛自己阵营的人,都是及其厌恶的,并且会对于这种人的罪行不予饶恕。
汉中和川蜀的这些谋逆之人,将必然迎来一轮大规模的清洗,而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将有大量的商机出现,只要抓住一个,都意味着发家致富,钱财滚滚。
房屋,田产,地契,商铺,各式各样的器具,甚至奴仆佃户等等,就像是一块块肥美的肉一样,引诱着各种所有人的目光。
因此大大小小的商队,狂奔汉中川蜀而去……
忙着赚钱不香么,谁有空替这些家伙『打抱不平』?
小主,
商人是这样,另外农、工两个部分,也没有空理会这个事情,因为这两个部分都在忙着春耕备产,根本不搭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项。
这一段时间有不少勤奋的农学士得到了擢升,被派遣到了汉中或是川蜀当中去担任地方的小长官,虽然说可能职权并不是很大,但意味着从吏到官的转变,这让不少农学士看到了希望,越发的勤奋起来。
毕竟农学士的『工作绩效』,很直接明了,负责的那些田亩收成如何,与去年同期对比怎样,有做还是没有做,简直就是一目了然。
工学士也是如此。
黄承彦担任大考工之后,将工匠的等级制度从黄氏扩大到了所有工匠,当这些工匠达到一定的等级之后,不仅是带来有俸禄,还有一定的职位,虽然说比起正文八经走仕途的会差不少,但也足够激励这些工学士和工匠了。
于是在城市之中,人口基数较大的农夫和小手工业者,压根就没心情,也没有时间去听这些汉中川蜀的地方豪强诉苦,甚至撞见了还可能直接呸一口,赠送些唾沫……
于是乎,在四民之中,剩下的自然就是『士』了,也只能是找这些『士』了。
最直接的自然是找官场之内的权重人物。
毕竟华夏还是关系社会么,从大汉初期留下来的所谓门生制度,已经施行了三四百年,再加上各种的联姻,以至于很多人七扭八拐的总是能找到一些人……
然后这些家伙猛然间发现,有些关系到了现在竟然不好用了。
所谓门生,当然是要有门阀头子,门生才能起到相互包庇,相互协同的效用,但是现在在长安之下最大的『门阀头子』,当然就是斐潜,而这些谋逆的家伙就是等同于是要掀斐潜的底裤,这还有那个斐潜之下的官吏胆敢包庇的?
韦端早在陇西发生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是封闭府门,表示了态度,现在又怎么可能为了关系更加偏远的汉中和川蜀站出来说话?更何况《贪渎律》他才刚刚站在台上诵读了,要是收点钱财然后将全家老小,甚至是子孙的命运都搭进去,明显只要韦端不是脑进水了,是断断不会做的。
而杜畿李园等人,或是早早的就已经避开了,或者是在汉中川蜀之战当中是受益方,又怎么可能为了『死道友』去说什么话?
于是这些人就只能像是申仪一样,退而求其次,拐弯抹角的找一些中间层,或是中下层的关系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申仪的『运气』。
这些中下层的官吏,也并非像是裴恒一样懂得曲线救援,或是准备干一票大的就要跑路的,更多的依旧是一推二五六,不敢担责任。
因此最终这些人就只能去找在野党,也就是在青龙寺的这些『闲散仙人』。
可是等这些人想要在青龙寺里面兴风作浪的时候,却猛然间发现没有人对他们的所谓『悲惨遭遇』有什么兴趣,几乎所有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了最新的特大新闻,热搜头条上!
『重新勘正经文注解』!
由郑玄和司马徽领头,荆襄庞氏、河东裴氏、关中韦氏等等各地经书世家参与,合议经文注解,去繁芜,存正意,不做任何的引申和谶纬,只是最基础的直解。
在之前的大汉经学界当中,常常因为各个家族之间注解的经文意思不同,导致了一些矛盾产生。即便是在之前的察举制度当中,也会有这个问题。某些特殊的大闲人,呃,大贤人,一般来说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毕竟少数,大多数的被察举的士族子弟,到了长安拜见皇帝之前,先需要参加一次考核。
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这些人是本人,不是什么刺客冒充的,另外一方面也要保证这些人多少懂一些经文,不要到了殿上一问三不知,那就不仅是丢自己的人,还丢了举荐者的脸。
而在这样的考核当中,采用哪一家的经文注解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就很重要了,有时候因为各家的注解不同,在朝中当官的家中长辈,甚至还会和考核官提前打个招呼……
现在长安三幅之中,察举制在没落,虽然个别也有,但是主体还是骠骑将军的官吏考试制度。这个考试制度已经推行了好几年,基本上来说不管这些士族子弟愿意不愿意,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但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依旧有出现同一个经文,然后不同的注解的情况,以至于到现在,在考核经文的时候,也仅仅是考核经文的本体,也就是背诵部分,对于经文理解方面的考核基本没有。
在推行考试制度的初期,还能靠策论来筛选人才,但是随着参考人数的不断增加,仅仅用背诵和策论这两个项目来筛选,效率就太低了。所以若是需要采用经文理解的题目来进行筛查,那么自然要求经文的注解,相对标准要比较统一。
于是乎,虽说当下只是放出风来,然后开始搭个草台班子而已,还没有进入正式的研讨和合议环节,但是这已经是在青龙寺掀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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