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楚王虽然没有夺取和氏璧的心思，并不代表赵国国君惠文王就能够高枕无忧。因为，西方强国秦国的国君秦昭襄王对和氏璧虎视眈眈，只等实力与时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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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周王还在，所以周礼尚存。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好是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不至于落人话柄。

就在秦昭襄王对和氏璧朝思暮想而不得之时，一位臣下向其谏言：只要秦王略施小计，以15座城池为诱饵，就可逼赵国就范。如果赵国从了秦国，将和氏璧献上，则以城池交换之事，大可一笑置之；倘若赵国不从，则秦国正好有了攻打赵国的理由。如此一箭双雕之事，秦王何乐而不为？

于是，一封信便由秦王寄到了赵王的手中。能够在战国那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屹立不倒，赵惠文王自然不是愚蠢之辈。他料定秦王此举，意图不轨。一旦自己把和氏璧献给秦国，则秦王许诺的15座城池，必然是水中花、镜中月，可是一旦赵国拒绝了秦国的“友好”行为，则势必会激怒秦王，引火上身。

给也不是，不给更不是，这让赵惠文王如何是好？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赵惠文王苦心孤诣、徒添三千烦恼丝之时，宦官头目缪贤站了出来，给了赵王以希望的曙光。

那道曙光，就是蔺相如。

对于缪贤的记载，可见诸于历史的实在很少，因而其生平事迹也就成为一段空白。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和《韩非子·和氏篇》中，各有寥寥数语的介绍。因此，缪贤也只是一个小人物，之所以能够见诸于历史，不被世人遗忘，就在于他曾做过其一生中最为明智的事情——举荐蔺相如。

此时的蔺相如只是缪贤手下的一名食客，名不见经传。缪贤见赵惠文王正自踌躇该派遣何人作为使者前去秦国回复时，缪贤不失时机地向赵惠文王举荐了蔺相如。

使者的出行关乎赵国的荣辱得失，自然半点也马虎不得。赵惠文王对蔺相如一点也不了解，遂问缪贤，蔺相如何德何能，能够代表赵国出使秦国。

缪贤对赵惠文王说道：“臣下曾经犯过过错，本来打算逃去燕国，那时蔺相如拦住我说：‘您了解燕王吗？’臣当时对他说：‘我曾跟随大王在国境上与燕王会见，燕王私底下告诉我愿意跟我交个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了解他，才会想到去他那里。’蔺相如于是对臣说：‘赵国是强国，燕国是弱国，您在赵国受宠时，燕王才想和您结交。如今您是以罪臣的身份逃去燕国，燕国惧怕赵国的势力，又怎敢收留您？燕王一定会将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的。您还不如主动伏在斧刃之下请求治罪，这样也许有机会被赦免。’臣正是听从了蔺相如的意见主动向大王请罪，才获得了大王的赦免。所以臣私下认为蔺相如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派他出使很适宜。”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缪贤虽然是个小人物，却在赵国危亡之际，毫不忌讳地举荐人才。他的优点，可以概述为两点：

第一，慧眼识英雄。慧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个“识”字，缪贤的确别具慧眼，能从一件事情上，深刻地认识相如之才。如果没有缪贤这双慧眼，没有缪贤这个伯乐，那么像蔺相如这样的千里之马，恐怕也只会被人“遗而不知”。

第二，胆识过人。他看准了赵惠文王是个明君，对自己曾经的过错定然不会追究，遂在举荐蔺相如之时，能够扬相如之长，不避己之短，并敢于以己之短来衬托相如之长。世人都赞春秋时期的祁黄羊，说他“外举而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岂不知，缪贤为了国家，即使有泄漏自己的隐私、被国君怪罪的危险，也毫不忌讳。如此不瞒私、不避短、为国为民举贤才的作为，当为后世所敬仰和赞叹。

自此，蔺相如正式走进了历史的舞台，此后更有广阔的天地，任其扶摇直上九万里，遨游于战国的风口浪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