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为谋”，蔺相如等人虽然并非眼高于顶、不可一世之人，但是建信君这样的投机小人，他们是不屑一顾的。赵孝成王把持的是整个赵国的江山，是赵国无数先辈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成果，这里面更有廉颇、蔺相如的血与汗，他们是赵国的臣子，就必须要忠心于自己的国家。哪怕国势日衰，也要为其付出自己的努力，这也许应该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国臣子必须尽的义务。

荀子叹息着，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赵国。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劝诫，让赵国意识到危机的来临。荀子想要把秦国的先进制度介绍到赵国，当然，他不可能直接说赵国的制度不及秦国，也不会直接地劝诫赵王去变法改革，只有赵王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些事情，一切才能够水到渠成。

荀子认为，只要赵国能够齐心协力，共同图谋国家的发展，赵国很有可能会起死回生。当然，荀子的观点与他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荀子认为人的力量能够胜过天地万物。他认为人都是群居性的动物，这种群居性让人们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合理地分配生产工具和生产产品。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协和，“协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多力自然坚强，坚强自然胜物”。反之，如果分配不合理就会引来争夺，争夺必然引发纷乱，纷乱就会导致分离，分离就会造成衰弱，衰弱就不能胜物。他相信，只要赵国能够合理地安排，人人各司其职，人尽其用，物尽其才，并逐渐让这种现象成为赵国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传统，赵国必定强盛。

有记载称，当时的赵孝成王对于荀子的到来也是满怀希望的。他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赵军所向披靡，击破秦军。故而赵孝成王一见到荀子，便开口先问道：“请问先生，如何用兵，才能够让赵军成为百战百胜的神兵？”

在荀子身边的临武君率先发言了。关于临武君，历史上对于他的介绍可谓少之又少。对于行军打仗，临武君连后来臭名远扬的赵括也是远远不如。但是论起纸上谈兵，他可是一点也不逊色。闻听赵王发问，临武君连忙说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求也。”

荀子闻言，不禁摇了摇头。如果这番话出自廉颇、蔺相如之口，荀子就会以为他们是浪得虚名，但是这席话却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临武君说了出来。此话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则是漏洞百出。

荀子认为临武君的说法大谬，依照古代的用兵方术，其根本在于能否得到民心，使得军民一体、上下齐心。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弓和箭的调和不好，后羿即使天生神力也无法把微小的目标射中。想当初，士人、百姓都亲近和归顺了商汤，所以商朝最终战胜了暴虐的夏桀王朝；士兵和百姓的协和，使得西岐的雄兵能够无往不利，最终打败了无道的纣王。这样看来，一切便明了了：善于安抚民心的人才是真正善于用兵的人；统治者能够让军民一心、众志成城才能真正才能打赢战争。而现实中，秦国何以能够在军事上如此强大？就在于历代秦王都能够深谙安抚人民的手段，所以秦人争相建功立业，为秦王效死力。

这时候，临武君听出荀子的意思是要赵王按照秦国的方式来统治国家。如果赵王果真按照荀子的意见去做的话，临武君这种依靠嘴皮子，却没有任何实际才能的人岂不是没有了立锥之地？于是，临武君马上跳了出来，反对荀子的看法。

当然，临武君也有自己的理由：“荀子那些都是莫须有的东西，收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虚幻的事情是赵王不屑于做的。赵国用兵，更应该重视军队的强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军队取胜的关键，就是诡诈。什么是善于用兵的人？就要求其部署行动迅速，计划神秘，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出发的，当大军突然到来，别人只能感叹神兵天降。昔日的孙武、吴起等着名将领，就是利用这种用兵之法才能够无敌于天下。有谁听说过，依靠百姓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的？那不过是无知的统治者所喊出来的口号罢了。”

不合时宜的军事思想

由此看来，临武君和荀子的战略思想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荀子注重的是在宏观上把握战争，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临武君则把战争胜败的关键，归结于诡诈的兵法和精通战争的将领。或许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把白起放到赵国，姑且不论他是否能够横扫八方，单论他能否在赵国出人头地、被赵王赏识并重用，都是一个难以预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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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正是预见到了这一点，因而对于将帅本身，并不是很重视。他认为，只有君主具有雄才大略，国家才能够繁荣昌盛；反之，如果一国的君主昏庸无道，那么国家就难以长治久安。只有崇尚礼仪和正义，国家才能够有坚实的基础；反之，国家就会紊乱不堪。因此，荀子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依靠礼治，国家才能够不断强盛，否则，国家就会日益衰弱。

荀子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他的治国思想：

首先，还是要说起荀子对于人和物的关系，在荀子的价值观中，人是能够战胜万事万物的，而人胜物的关键就在于，合理地分配生产物。然而，现实的情况表明，贵贱之间是有着严明的等级的，长幼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尊贵的人要比低贱的人分配得多，年老的人要比年幼的人分配得多，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